佘宗明/文ChatGPT引发的“余震”未息。就在近日，包括埃隆·马斯克、图灵奖得主约书亚·本吉奥、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、《人类简史》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在内的上千名科技人士发联名公开信，呼吁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-4更强大的AI系统，为期至少6个月，以确保人类能够有效管理其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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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听起来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车夫要求禁止汽车上路之类的场景。但简单将这类呼声概括为反技术进步的新勒德主义，有失偏颇。这次发声的上千人，并非都是所谓的顽固派，其中许多人是赫赫有名的科技领袖、AI大牛。约书亚·本吉奥就被称为“AI教父”，马斯克也是裹着极客底色的动能派。

从公开信内容看，他们并不是反对发展AI技术，更多的是担心。他们的担心分为两类：第一，AI跑得太快，不会等一等人类。这通向的往往是霍金式忧虑——AI会导致人类族群灭绝；第二，AI被恶意使用。无论哪种，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，所以他们希望AI实验室“从奔向不可预测的大型黑盒模型的危险竞赛中收回脚步”。

平心而论，这番呼吁未必能得到科技巨头们的响应。要知道，生成式AI被认为是下个时代的信息入口，而AI时代的创新又呈现高度的非线性、裂变式特征，今天落后一步，明天就可能落后十步。

也因如此，科技巨头们已掀起AI军备竞赛，在生成式AI的“iPhone时刻”已到来的背景下，谁都不甘心失去先机。更何况，再考虑到事关国家数字主权、未来科技竞争等，想让所有AI实验室一齐摁下研发暂停键，也并不现实。自数字化技术出现以来，没有哪项技术是可以说叫停就叫停的。

但我们不能说这些科技领袖的呼吁是杞人忧天。在超级人工智能雏形已现，以往科幻片中的场景密集涌现的当下，昔日很多远在天边的“AI失控风险”可以说是已近在眼前，不容回避。

具体而言，AI失控风险，可能体现在AI“成精”上，也可能体现在AI被不当滥用上。

前者是马斯克的顾虑所在，他此前之所以将人工智能比作核技术，称“它有巨大的前景也有巨大的能力，但随之而来的危险也是巨大的”，就是源于大胆猜想：人类就是引出超级数字智能物种（AI）的引导程序，最终AI代表的硅基文明可以对人类代表的碳基文明实施降维打击。

周鸿祎也曾表达担心：目前ChatGPT还只有大脑，接下来它可能进化出“眼睛”、“耳朵”、“手”跟“脚”……将来它会不会在看完类似《终结者》的电影后，产生与人类为敌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人类从智人发展而来，智人从类人猿发展而来，类人猿能进化为智人，就是因为脑中的神经元网络发生突变，现在ChatGPT大语言模型参数达到了1750亿，同样引发了突变。斯坦福大学教授曝光的GPT-4“越狱计划”，也似乎形成了印证。

这是更多科技人士的忧心之处。厄休拉·M·富兰克林曾在《技术的真相》中写道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语境中发生的，它从一个社会结构中产生，然后被嫁接在这个结构上。也就是说，技术也许没有善恶之分，但社会结构决定了，它可能被用来做恶。

“AI一键脱衣”“换脸亲吻”……这两天媒体曝出的诸多乱象，就表露了这层风险。更让人担心的或许是AI被诈骗分子乃至恐怖分子利用。故而纽约大学教授加里·马库斯说，他现在并不担心超级AI带来的“AGI风险”（我们无法控制的超级智能机器的风险），在短期内他担心的是平庸AI被广泛部署带来的“MAI风险”。

就连OpenAI的CEO萨姆·阿尔特曼、首席技术官米拉·穆拉蒂，也对此类风险直言不讳。阿尔特曼曾表示，AI潜在的危险性让他彻夜难眠，担心它被坏人所用。穆拉蒂也说，ChatGPT可能会编造事实，应受到监管。

这未必就该导向对新技术“审慎过度，包容欠缺”的强监管，但毫无疑问，马斯克们提醒的风险应当被重视。某种程度上，这其实就是要用科技向善的“地图”为AI发展导航，让AI回归以人为本，而不是让AI技术伴生的钓鱼、欺诈、监控去劫夺人的权利或损害人的尊严。

说白了，人是目的，AI则不是，它应该成为人类为善的工具，而不是作恶的利器。
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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